呼唤“新大运河文学”

呼唤“新大运河文学”

汪 政

前几天与参加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大运河文化主题创作实践活动的作家们从徐州一路走到杭州，大家都在思考与大运河有关的一些文学问题。面对古老的大运河，我想到的却是如何写出“新大运河文学”。

既提出“新大运河文学”，似乎应有旧大运河文学或传统的大运河文学与之相对。其实，大运河文学这个提法还是近些年出现的，在我有限的视野里，传统的文学史很少有这类研究。这说明，在文学史上，以大运河为专门题材的文学创作并不很多，至少不是很突出。我了解过近几年关于大运河文学的研究，如果将这些成果真的都算作大运河文学的话，那几乎占去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一直到明清，古代小说史差不多就是运河小说史，因为小说的真正兴起与城市市民生活的成熟有关。而在古代，富庶的城市大都在运河沿线。但，如果说《金瓶梅》是运河小说，是不是很恰当？所以在我看来，传统的大运河文学大概只能算是一种“泛大运河文学”，里面很少有自觉的大运河文学意识。

因此，当我们再去思索大运河文学时，应该有全新的、超越传统之上的美学主张。

“新大运河文学”应该凸显大运河文化品格。它不能停留在“泛大运河”的层面，而应以大运河为表现主体，不仅写出大运河的形象，更要写出大运河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构建性的，是开放的。它既存在于千百年的沧桑岁月中，存在于与山川河流的自然应答中，存在于世代中华儿女与大运河共生的丰富生活之中，存在于大运河与世界的交往互动中，更存在于新时代的人们对它的重新塑造中。它需要文学去发现、创造，去晶化成型。在反复书写中，大运河的精神被伸张，被认同，被融入当代生活，并发扬光大。

“新大运河文学”既面向历史，更应该面向现在与未来。大运河已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自不用说，正是它强大的历史存在决定了文学注视它的姿态几乎都是回望与远眺。检索当代文学里不多的大运河文学作品，大都是历史性的书写。书写大运河的历史固然重要，不如此难以见出它的恒久、深厚与伟大。但是，我们可能要调整这种单一的姿态，在凝望历史的同时写出大运河的现在，在书写这一伟大遗产前世的同时写出它的今生。而大运河的今生更能显示作为历史的当代意义。

“新大运河文学”表现的应该是文学的大运河，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大运河。许多大运河题材的文学创作几乎成了大运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些作品中，历史的考证和爬梳代替了当下生活的叙述，知识的介绍和传播代替了文学的描写，写作者被庞杂的大运河知识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资料的转述与堆砌中丧失掉文学的立足之地。与此相应，从创作类型来说，纪实与散文类占据了当下大运河文学文体的大半江山；而诗歌，特别是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似乎只有徐则臣《北上》的孤独身影。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个领域，不管是哪一题材，如果虚构不介入其中，如果不经过想象，那它的文学化程度就高不起来。只有想象，才能让它飞向审美的天空。

于是，“新大运河文学”对作家们来说应该是“我”的文学，而不仅是“它”的文学；作家们要写出自己心中的大运河，而不能永远是作为他者与客体的大运河。在“新大运河文学”中，作家们要高扬起主体精神，写出自己对大运河的理解，写出自己的个性，说穿了，文学的大运河不是照相式地描摹大运河，而是去创造大运河。大运河是伟大的，值得景仰的，但在审美中，如果我们永远匍匐在客体脚下，就不可能进行创造，只有征服客体，彰显主体，才会有真正的审美表现。正是在这样的审美创造中，才会诞生作为审美形象的大运河。

作为实存的大运河是一回事，作为审美对象的大运河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后者，它应该与长江、黄河、泰山、长城等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审美象征。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大运河文学之中，也存在于读者对大运河的文学接受中——读者们对文学大运河的期望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只需要历史与自然的大运河，那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