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事关960多万贫困群众

　　960多万——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人口数量。同时，我国还同步新建了约3.5万个安置社区。

　　社区治理是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重要一环。如何加强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让百姓既能搬了新家，也能“搬”出好生活？

　　在27日民政部举办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推进视频会上，来自广西、贵州、云南怒江州、江西遂川县、四川昭觉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地区特点，分享了当地如何通过为社区“加分”，从而为群众换来幸福“加倍”的经验和探索。

　　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截至10月底共有安置点506个，71万贫困人口搬迁入住。

　　上图为整屯搬迁前的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董甲村么干屯（2018年1月10日摄），下图为当地村民搬迁后所在的“千家瑶寨·万户瑶乡”里湖王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8月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推行“积分制”管理模式，通过积攒积分兑换礼品或服务的形式，将积分“数字表”变为工作“助推器”，全区800人以上的安置点70%实行积分制管理。

　　聚焦服务供给，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全区800人以上的安置点全部集约建设了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就业社保服务中心等“九个中心”，初步形成安置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体和“15分钟服务圈”。

　　贵州——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累计搬迁188万贫困人口，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上图为杨海林（中）在贵州黎平县大稼乡俾嗟村的老宅（2019年10月30日摄）；下图为杨海林（右）一家在黎平县城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内散步（2019年10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建设社区集约化信息治理服务平台，推进安置区数字化治理，破解社区信息系统重复建设、数据“孤岛”、基层数据反复录入等痛点。

　　抓好安置区养老服务和儿童服务设施建设。在安置区建设202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基本实现搬迁移民居家养老不出小区；在安置区建设790个儿童服务中心（儿童之家），提供课业辅导、娱乐、托管服务。

　　云南怒江州——“三区三州”之一，每3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易地扶贫搬迁1人。

　　上图是云南省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托坪村一景（2016年11月25日摄）；下图是搬迁到怒江边的托坪村五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村（11月3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67个集中安置区全覆盖。组建宣讲团、文艺宣传队开展每日文体、每周升旗、每月评比、每年培训“四项活动”。

　　开展送法进安置区、移动法庭、法制讲座、现场调解等活动，探索以调解员为轴心，公安、住建、城管、民政、人社等有关部门平行联动的工作模式，全州调解率达98%。

　　江西遂川县——地处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上图：在江西,村民胡尚海抱着儿子和父亲在旧屋前合影（2017年11月摄，资料照片）。下图：胡尚海一家在安置点的住房内合影（5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培育安置社区群团组织，引导安置社区组建“老年协会”“和谐妇女队”“腰鼓队”等，组织书法展、棋艺竞赛、广场舞等活动，丰富搬迁群众文化生活。

　　引导县志愿者协会等本土社会组织入驻社区，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家政培训、妇女权益保障等服务。

　　四川昭觉县——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在四川深度贫困县当中贫困人口最多，搬迁规模居四川第一。

　　上图为四川省昭觉县阿土列尔村村民某色达体夫妇在“悬崖村”的家门口拍照留念（5月13日摄）；下图为某色达体夫妇在昭觉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南坪社区新家的阳台上挥手（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双联四包”结对全覆盖。当地实施县级负责同志联系社区、县级部门联系迁出群众所在乡镇的“双联”机制；实施党总支包社区、党支部包楼栋、党小组包单元、党员干部包住户的“四包”模式，2357名党员干部全覆盖结对安置社区居民，每周入户两次以上。

　　紧扣彝区实际，确保脱贫内生动力。开发民族文化商业街300余个商铺，统筹商铺租金用于“反哺”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强化技能培训，建立彝绣工坊扶贫车间，运用“订单+培训”模式，让彝族贫困妇女“抱着娃、守着家、挣着钱”。（记者：王子铭、孙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