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历史

修复历史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白素萍　摄影报道　　

花几个月时间，去修复一件破损文物，这项在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工作，却为王建、陈刚带来了常人难以体验的征服感和成就感。　　

在他们眼里，每块瓷片、陶片都是一段历史，而他们所要做的，是循着其中的蛛丝马迹，将一段段支离破碎的历史拼凑起来，展现在大众面前。　　

市博物馆四楼的文物修复室静得出奇，路过的人甚至察觉不到屋内有人。而实际上，王建、陈刚正带着小徒弟李承遥在里面忙活着。修复室弥漫着石膏和胶水混合的味道，源头是他们正在修复的那只陶狗。“颈部有项圈，嘴部微张，露出微微上卷的舌尖和几颗清晰可辨的犬牙……”王建指着几近修复完毕的陶狗说，“瞧，将近2000年了，现在看还是很漂亮！”　　

“续命”　　

这是一间6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大半空间被摆在中间的操作台占去，四周又围了整整一圈储物柜。操作台和储物柜上放满了大小不一的碎陶片，足有上千片。这些陶片出土自同一座汉墓，有上千年历史，其中一些经过拼接、修复，已经复原出20多件器物。王建把修复完毕的文物一字排开摆在窗台上，阳光照进来，地上映出文物的影子。岁月穿越千年，它们似乎还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42岁的王建是沧州市文物局的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除文物修复外，还担负着考古发掘、遗址巡查等工作。他把每块瓷片、陶片都视作一段历史，而他所要做的，便是循着其中的蛛丝马迹，将一段段支离破碎的历史拼凑起来。清洗、分类、粘接、修补、拍照、绘图、统计……花几个月时间，去修复一件破损文物，这种常人体验不到的感受，让他觉得自己是在为文物“续命”，并乐在其中。

但这仍是一项枯燥且复杂的工作。

不同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展示的传世馆藏，王建修复的文物大多数是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实用性器物或冥器，器型随意性大，信息完整度低，或是碎成大小不一的碎片，或是干脆部分遗失，每修复一件都是巨大且充满未知的工程。“因为不知道这件文物碎成了多少块，更不知道这些碎片是否属于同一件器物，甚至连它们还能否组成一件完整器物都要到最后才能知晓。”　　

49岁的陈刚对这种不确定性格外着迷。17年前，他与王建一同来到文物局，两人从此成了搭档。“别看他五大三粗的，手巧着呢！”王建说道。　　

文物信息的不完整，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修文物又必须严格按规矩来，臆造是为文物“续命”的大忌。从业17年，他们共同修复了数百件陶器、瓷器，文物断代从商周到明清。有时，看到一件很丑的陶器，他们会有一种修改的冲动，但理智告诉他们：坚决不能改！“丑也是一种存在，必须按照文物本来的样式去修，否则宁可不修。”　　

尝试站在古人的角度去修复，这种体验让陈刚觉得自己是一个逆向的旅行者，一路向着时光源头回溯，“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他感到自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你加入到历史中，对它进行修复，就是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一笔。”　　

幸运与可惜　　

修复室储物柜上摆着一件修复完好的商代高足盘，这是去年夏天，王建、陈刚和同事们在孟村回族自治县高姚庄商代遗址例行巡查时，在地表捡到的。“这件文物暴露在地表应该有几十年了，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它就是个又脏又破的陶盘，随时都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可能，但幸好被我们发现了。经过修复，它可以成为一件展品，向更多人讲述一段历史。”　　

并不是所有文物都这么幸运。　　

与陶狗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盏不知碎成几段的连枝灯，经过发掘和分拣，陈刚只找到了其中几段：“墓室至少遭受过3次盗掘，文物遭到极大破坏，挖掘出的上千枚陶片中，没有一件完整器型，有些文物还算幸运，能够通过修复进行复原，有些则像连枝灯一样，因为关键部位缺失，再没复原的可能，而这种情况占大多数。”　　

相比墓葬出土的文物，类似情况在遗址发现的文物标本上更为普遍，因为遗址范围更大，文物遭到的破坏也更多，发现的文物标本绝大多数是碎片，经常连是什么都分辨不出。但即便如此，王建、陈刚也要一视同仁，从不怠慢。　　

“树懒”　　

这间满是文物的修复室看上去有些“寒酸”，没有电脑、电话，连挂表也没有。当然，即便有也没有人用，修复师们都低头干活，经常是肚子先响，再掏出手机一看，早过了下班时间。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这样的日子，但他们从不会感到孤单。“有活干怎么会孤单呢？没事干才无聊呢，坐在那儿多孤单？”陈刚反问道。　　

当然也有让人羡慕的地方——没人催促工作进度，因为这活儿急不得。心急的时候，陈刚就到外面转转，等心安了再接着干：“干这行不能凑合，也没法凑合，性子就这么磨出来了。”　　

在外人看来，这些人好像树懒，不是动作慢，是另一种慢：比如几天前他们开始修复一件二三十厘米高的陶楼，手里拿着一枚陶片，围着操作台一圈圈转着找与之对应的陶片，可能十天半个月过去了，还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这并不是偷懒，“想偷懒的话，把碎片一混，说修不了就得了，但这样不行，因为除了喜欢，还有一份责任在。”陈刚笑道。　　

成为文物修复师并不简单，不只要掌握大量历史知识，还要随时扮演铁匠、刻匠、画匠、泥匠……“河北省从事文物修复的人不超过50个，专职干这个的可能连10个也没有。”王建说。　　

理工科毕业的李承遥，跟着王建、陈刚入行工作两年多，上班头一天，王建就告诉他：“专业对不对口倒在其次，主要还得看性格和兴趣，得坐得住、感兴趣才行，不然即便干上这行，也是一种折磨。”　　

王建从不觉得这是折磨，想到库房里还有很多陶片、瓷片没有修复，他就心急。“如果都修好了该多好啊，那样就能展出，供大家参观了解了！”王建反复说道，他在25岁找到自己的热爱，17年后，与人分享，他同样高兴。